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蒋介石宣布抗日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通往河北的咽喉要地卢沟桥附近演习，诡称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词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奋起还击。日军是怎么来到北平城边？为何要进攻卢沟桥？这要从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部署说起。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相继入侵上海，攻占热河，进犯河北。1935年日本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阴谋失败后，遂企图以武力攻占北平、天津，夺取华北。1936年4月，日本驻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国驻屯军增至5774人，关东军向察哈尔多伦、热河围场等地屯兵至5000余人，整编伪蒙军达4万余人，驻扎在张家口以北地区；扩编盘踞在冀东的伪保安队1.7万余人，形成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包围态势。1937年6月，日本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伺机挑起事端。日军对北平的进攻已是箭在弦上。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军于7月7日进攻卢沟桥，守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抵抗。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阵地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苑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失去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却发出动员密令，加紧侵略部署。11日日本内阁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平津地区的日军总兵力陡然增至10万人。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

大敌当前，第29军与冀察当局的宋哲元等领导却被日军的“和平”蒙住了眼睛，认为日军行动是地方事件，幻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他虽然于16日下达确保北平的作战预备命令，却无具体部署和战备行动，而且为向日军表示和平诚意，命令将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等一律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城门完全开启，又令平汉路试行通车，还抵制孙连仲等部北上支援，企图以此保住第29军在冀察的地盘，维持华北现状。

北平、天津的沦陷

7月25日夜，日军袭击廊坊，守军被迫还击。次日拂晓，日军攻占廊坊，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相继沦陷。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守北平的第37师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27日凌晨，日方未待中方答复，便攻占宝珠寺、团河、黄村等防地。

面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宋哲元认识到日军的险恶图谋，遂于27日下午，严正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37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132师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当晚赵登禹到达南苑，所部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未及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更糟糕的是，汉奸潘毓桂出卖了29军，他把29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日军分割包围了第29军各部后，遂于28日晨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南苑守军仓促应战，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下顽强抵抗，苦战至下午1时，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守。同日，日军占领沙河、清河镇等地。宋哲元奉命令所部当晚向保定方向撤退，北平遂告陷落。

29日，驻天津第38师一部与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军驻津机关及租界发起进攻，一度攻占北仓飞机场、天津火车站，逼近海光寺兵营，给日军以较大杀伤。但日军凭借强大的火力旋即反攻，守军不支，向马厂撤退。30日天津沦陷。

点燃全国抗战怒火

日军炮制的“七七事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愤，中国守军为抵抗侵略进行的七七抗战，引起了国共双方的强烈共鸣。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寇进攻。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对此评价说：这个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对平津的失守，蒋介石检讨原因，既有他自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问题，也有守将宋哲元的问题，“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好在，蒋能引以为戒，8月初，邀请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为全国全面抗战作部署。

日军制造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守军奋起进行的七七抗战，则开启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此战中，佟麟阁、赵登禹为抗战壮烈牺牲，成为全面抗战中最先牺牲的高级将领，不愧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光辉典范，受到国共两方高度赞誉。为纪念他们，北京市后来以他俩的名字命名了两条街。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在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