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春，刘少奇抵达天津后，向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恢复、整顿和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青年的爱国运动。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成效。

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接办、改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将其发展成为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已超出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5月5日，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全部回师河西时，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这时，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前没有与闻。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张闻天在发言中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作结论时强调，不应把反蒋与抗日并立。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表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毛泽东指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是为了团结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李烈钧以及孙科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了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