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

1927——1928

光辉历程 永垂不朽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南昌起义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汇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这次起义也有深刻教训。周恩来后来曾指出，南昌起义军“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次要的，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起义军最初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这时，毛泽东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先后和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共产党员）、王佐两部建立联系，又派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中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广州起义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参与了对起义的指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后，乘国民党军主力外调的机会，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维护工农权益的法令。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无力坚守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开回广州前将起义部队撤出，这个正确主张遭到诺伊曼反对。起义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在起义的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又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党还在一些省份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

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历史意义

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在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起义，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秋收（湘赣边）、广州起义及向井冈山进军示意图（1927年8月-1928年4月）

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认清形势，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损失，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时期而党内却出现“左”倾盲动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的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怒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